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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成观、代金平：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文明性破解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文明性破解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历史终结论”；“西方中心论”；“国强必霸论”
一、学术史梳理及研究问题的提出
第一，关于基本内涵的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科学内涵就是实现“五个文明”的综合协调发展，包括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质特征等内容，体现出普遍性和特殊性、决定性和选择性、系统性和创新性，内在蕴含着人口规模、高质量主题、国家性质和时代进步等相关属性，在不断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之中，充分流露出凝民聚智的基本特征、共赢共享的核心本质等要素。第二，关于重要特征的研究。有学者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视角，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特征包括党的领导、共同富裕、绿色振兴等，还体现于指导思想、宗旨理念、奋斗目标等方面，但这个奋斗目标最终指向民族复兴。同时，人口规模巨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也是其基本特征。此外，从价值维度上的社会主义、时间维度上的接续推进、空间维度上的人类关怀也可以看出其鲜明特质。第三，关于生成逻辑的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得出其具有明显的公共性逻辑，还表现在宏伟目标、总体布局以及内生动力等逻辑意蕴上，从基因凝定的角度可以看出其历史逻辑，从更新传统文化、超越传统社会主义、超越西方现代化模式可以看出其实践逻辑，从话语建构的角度可以看出其理论逻辑。第四，关于哲学意蕴的研究。学界从唯物史观视域出发，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并结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特点，从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否可能等方面分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现代化，从全面现代化的中轴原理、整体性逻辑以及战略选择深刻阐述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全面现代化。第五，关于文明底蕴的研究。学界普遍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性实践就在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党的百年探索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历史视野进行考察，这个新形态的创造离不开历史自觉作为必要条件，并且是在跨越“卡夫丁峡谷”中得到不断开创、确立和完善的，内在包含了现代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以及中华文明，最终强调了文明是该道路的灵魂。第六，关于价值意义的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新思路和新举措，也可以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注入新活力和新动能，以此创造出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推动文明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且在彰显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性、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等方面具有广泛的意义。
综上所述，国内学界的研究成果，为继续研究和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供了强有力的学理支撑。但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两种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比较研究上，学界的研究也只是管中窥豹，故亟需学界继续加强研究。上个世纪以来，“历史终结论”“主义失败论”“西方中心论”“国强必霸论”等奇谈谬论铺天盖地、不绝于耳，特别是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的便捷性更是变本加厉、卷土重来，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影响极大、危害颇深，迫切需要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采取积极措施对此予以有效应对。遍观古今中外，任何一种文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现代化模式，必然是社会诸多因素和各种要素长时间汇聚、碰撞、融合、促进和提升的结果。因此，从文明视角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关于这些奇谈怪论的突破进行研究显得非常必要，故而本文打算从文明视角着重探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这些奇谈谬论的破解。
二、以“文明借鉴”破“历史终结论”
二战以后，思辨的历史哲学渐渐走向了穷途末路，分析的历史哲学开始崭露头角并逐渐取而代之。1989年，美国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在杂志《国家利益》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该文提出了“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等世人熟知的基本观点，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是构成“历史终结论”的重要论断，即所谓西方自由民主已取得历史的终结性胜利，这是一种粗糙理论和狂热情感的混合物。此后，在其出版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以及发表的《民主依然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等论著中，“历史终结论”始终以主基调的方式存在着。“历史终结论”是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历史背景之下生成的，西方社会舆论在“历史终结论”的裹挟下以强劲的架势纷纷“讨伐”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国家，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由此名噪一时，甚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获至宝般地将其奉为圭臬。“历史终结论”在刻意渲染和粉饰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定性胜利”以及恶意炮制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性退场”之后，傲慢而又偏见地宣告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政治制度中空前绝后的样态和模式。这一“自我确证”以不知羞耻的理论姿态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优于社会主义制度，在“冷战”结束以后较长历史时期内引发了国际学术界的重大反响，其中对其附和、赞扬和拔高之声一度甚嚣尘上。在现代性、后现代性纵横交错、五味杂陈的时代，虚无主义“大行其道”。在形形色色的虚无主义形态中，历史虚无主义则“首屈一指”，堪称“引领时代潮流”。从某种视角来看，历史虚无主义是指不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文化传统的继承性、连续性和发展性，把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过渡和进步看成焚巢捣穴般的断裂，全面否定人类社会历史客观发展的诸多内在本质和内在逻辑，轻描淡写地对待各种历史与文化遗产，刻意漠视传统人文精神的内在传承以及有意忽略其外在教化的重要意义，这从本质上就是一种以“追求精神承认”为始原的子无虚有的抽象人性史观。在波诡云谲的当今世界，历史虚无主义最突出、最彻底、最根本和最直接的表现是“历史终结论”，其中便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福柯的后现代主义历史观”为典型代表。总而言之，试图营造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终结历史的意识形态幻象或假象，是“历史终结论”危害性最为集中的现实表现，它居心叵测地割裂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内在联系，进而蓄意终结后发民族国家探索多元现代化道路和多样文明形态的可能性，由此表露出虚无的历史观、抽象的人性论和疲软的现实性等显而易见的内在困境。
历史是孕育思想的大地，也是孕育文明的高地。任何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范畴都是从漫长悠久的历史肥沃土壤中生成并发展起来的，而不是“无人身的理性”和“追求精神确认的抽象人性观”自我展开、自我确认和自我欣赏的结果。“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它会随着历史变迁而变化、历史发展而进步。在近代文明向现代文明的演进过程中，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乐观景象”为“历史终结论”提供了强有力的现实论据，资本主义以貌似繁荣的经济发展、和谐的人际关系、稳定的政权形式和完善的社会福利，使世人似乎对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内在矛盾早已忘乎所以，甚至不少人相信资本主义繁荣的表象是对其内在矛盾的彻底摆脱和完全克服。然而，在应对治理赤字、数字赤字、和平赤字以及发展赤字时，西方制度主导下的现代化道路显得苍白无力、无所适从，无法为自身种种乱象提供合理有效、安全有序、科学有力的治理体系。相反，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坚持以人民群众为根本立场，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的纵横比较中奋力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并非是一种抽象的文明形态，而是以丰富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基因为基础的，是“文明借鉴”中的新形态。一方面，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现代性转化中实现了对中华文明的借鉴。灿烂悠久的五千年中华文明以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以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价值导向，以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精神气质，以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刻下了鲜活的民族印记。另一方面，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时代性传承中实现了对资本文明的借鉴。肇始于西方的现代化促使人类历史率先开启了走向世界历史的进程，人类解放事业的物质文明基础因此得到了初步奠定。尽管“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以至于资本主义在原始积累中所开辟的现代化道路罪恶滔天、罄竹难书，但是“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到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并且“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并非一无是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维持下所实现的普遍交往，促使新的产品、新的服务、新的理念、新的组织以及新的机制得以产生，这对于继续发展人类文明具有可取之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保持中华文明和西方现代化文明的合理张力中，谋求“崭新的面貌”高耸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在批判性继承和历史性借鉴的基础上综合内外因素的新生与重构。这也雄辩证明了现代化转型之路具备内生可能，人类现代化文明之路绝不可能山穷水断。当前中国的治理效能充分发挥，社会体制、执政理念和治理方式等优越性得到激发，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更加稳健和更加完善，历史终结于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大话、神话和假话不攻自破。
三、以“文明创新”破“主义过时论”
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际，弗朗西斯·福山除了推崇其“历史终结论”之外，还肆无忌惮地公开宣称“社会主义失败了”“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在考验社会主义何去何从、马克思主义是否还行的重要节点，“主义过时论”在全球得以“粉墨登场”。与弗朗西斯·福山持相似观点的是美国战略思想家布热津斯基，他公开断言共产主义因违背历史规律、悖逆时代潮流，因而将在人类社会走向21世纪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在实践中失败”“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消亡”“不可救药地在时代里过时”。回望毁誉参半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曾遭到频繁攻击、反复曲解和多次误解，无数次被某些野心理论家大张旗鼓地宣布“过时”或“死亡”，久而久之“狼来了”的思维意识就会“信以为真”，现如今“主义过时论”已经深嵌在一些青年人的头脑中，成为思想观念上的顽瘴痼疾。更甚的是，由于“主义过时论”在全球范围内大行其道，马克思主义不断被妖魔化和虚幻化，在诸如“过时了”“无用了”“落后了”杂音的诋毁、亵渎和排斥下，新自由主义开始肆意泛滥，欲以西方之“经”取而代之。从表面来看，似乎“主义过时论”仅仅是为了抹黑马克思主义而在场，但实际上这是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和共产主义新文明在进行此消彼长的尖锐斗争。因此，如何通过历史事实和科学理论对“主义过时论”进行抽丝剥茧，以便反驳谬论、扫除杂音和涤荡瘴气，是摆在全体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重大历史理论和现实实践问题。
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在苏东剧变以后沸沸扬扬的国际舆论环境中，邓小平这一振聋发聩的讲话，实际上就是对“主义过时论”最直接的回应和最有力的驳斥。众所周知，进入21世纪以来，逆全球化现象和思潮水涨船高，甚至在部分国家已从最初简单的民间呼吁上升为目前重要的政府政策。与此同时，恐怖主义在全球肆虐、种族歧视在全球复苏，某种程度上甚至已经出现了“越反越恐”和“越反越歧”的尴尬局面。另外，民粹主义在许多国家盛行并愈演愈烈，许多右翼政治势力借机崛起、伺机生事。以上种种狰狞乱象都可以使经济全球化进程面临夭折危险，令世界政治陷入混乱局面、令全球经济陷入低迷状态，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正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遭遇严峻的挑战。在考察这些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根源时，马克思主义依然具有惊人的说服力和解释力。实际上，不能把“过时”简单地归结为时间概念。判断一个理论是否过时、是否受用，主要看这个理论是否仍有解释功能和时代意义，它讨论的场域和范畴是否仍然存在，它提出的任务和目标是否已经完成，它提供的解决方案和措施是否仍然有效。如今人类社会进入了21世纪，“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马克思主义依然闪烁着耀眼的真理光芒，始终具有无与伦比的思想伟力，永远具有强大解释力和科学真理性。恩格斯曾经强调，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换言之，对待马克思主义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僵化封闭、不能因循守旧，而是要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实现理论的创新发展。“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正是基于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和引领时代，在生动鲜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在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中增强理论生命力，并以此为基础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实践和成功经验向全世界宣告“主义过时论”的破产，马克思主义并非“过时”，而是永远“在时”和“适时”。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性创新，将会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创造出更加先进、更多内涵、更可持续和更高质量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文明创新”的事实击碎那些“马克思主义过时”和“社会主义失败”的歪论斜调。
四、以“文明再造”破“西方中心论”
近现代以来，整个丧尽天良的西方现代化发展过程让人心有余悸、谈及色变。随着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实现了质的飞跃，以及随之而来形成的占据绝对优势的霸权地位，西方国家对自身发展模式逐渐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强烈“自我优越感”，“西方中心论”由此应运而生。“西方中心论”以西方“文明优越”或“文明先进”为价值内核，以“资本生产运动”和“开辟世界市场”为实践动力，以资本主义扩张和掠夺原材料为物质基础，以“种族优越论”“文化优先论”“制度优等论”为形式表达，以资本主义“先发优势”和“硬核实力”为重要支撑，以资本逻辑建立全球统治地位为根本目的，通过种族意识、文化态度、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等多重维度来诠释这种自以为是的“优越性”的文明观话语。这表明西方国家从自己的现实处境和绝对利益出发，在处置“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中形成了一种具有主观偏好、独断认知和自我倾向的社会意识，它长期以来嵌入并盘踞在西方社会的心理层面，并逐步演化成为影响人们价值选择和价值实践的消极社会思潮。在主张“西方中心论”的人看来，人类社会历史离开了西方文明就无法展开，西方文明的基本特征或重要价值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代表非西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未来，世界各国的现代化道路非“西方模式”莫属，西方道路就是独一无二的道路。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思想观念究其根本是一种客观实践的衍生物，它在人类实践活动及其普遍交往中得以历史性地生成、普遍性地确认与现实性地表达，它融汇并贯通相应历史文化、社会思潮和时代精神等“思想材料”，吸取并融合处在特定历史实践中的大众意志、公众情感和民众欲求等社会心理内容，而“西方中心论”就是以此为基础并逐渐嬗变成为一种反映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利益诉求的，形成以自我为中心价值倾向的意识形态思潮。因此，当前要有理有据地破解“西方中心论”，最关键的就在于要着力破解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文明优越论”“制度优等论”。人类文明有史以来就不存在所谓的高与低、胜与负、优与劣、强与弱之分，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所以对其它文明生搬硬套、削足适履，最终只会适得其反。“西方中心论”实际上早已遭到西方国家有良知思想家的公开反对和坚决抵制，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麦克尼尔和沃勒斯坦分别在《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全球通史》《世界史》和《现代世界体系》等著作中提出了与“西方中心论”截然不同的“全球史观”。他们认为，单纯以西欧观点来解释历史已经明显不够，应该从西方跳出、放眼全球，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这些醍醐灌顶的论点为我们批判和破解“西方中心论”留下了索骥之图。人类艰难曲折的社会发展历史，本质上就是文明形态循序渐进的历史。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坚持在与世界现代化整体图景的文明对话和交融互动中，在不断回应中国与历史、中国与世界和中国与未来的相互关系中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再造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价值观是文明形态的内核，文明形态的根本不同在于价值观的不同。以人民为中心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追求，这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文明价值追求形成强大反差，这是“文明再造”最内在的本质区别，这是技术变革、观念进步和制度变迁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版”。同时，中华民族素来就崇尚和平、和睦、和谐的中华文明基因，在“文明再造”的过程中始终抱持和平发展理念，依靠自己的内在力量为前进动力，而不是靠穷兵黩武、称王称霸、兵戎相见、对外扩张，更不是寄希望于侵略、掠夺和征服其他国家和民族，占他人为己有、损他人为己荣。再者，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版权”是中国的、民族的，其文明底色归于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其文明气质现于中国气度、中国风范，其文明启发在于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因而其效用和意义远远超出了原生国家和民族的固有边界，具有深厚的世界历史意蕴。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兼具普遍性和特殊性，从不要求世界各国必须要以中国模式、中国制度和中国文明为范本来“依葫芦画瓢”，从不要求别的国家和民族不分青红皂白的尾随其后、马首是瞻、按部就班，而是尊重差异、以和为贵、求同存异。整个“文明再造”的过程，表明了那种恃强凌弱、夜郎自大、唯我独尊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在理念与实践上都不能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日而语。任由“西方中心论者”如何巧舌如簧、怎样信口开河，人类文明新形态都能彻底戳破那些阴谋诡计进而超越“西方中心”和“资本逻辑”的思想禁锢和价值扭曲，“西方中心论”俨然成为了强弩之末。
五、以“文明共存”破“国强必霸论”
“国强必霸论”缘起西方，其大意为一个国家发展强大、实力雄厚之后，必然会走上争夺霸权的道路和争当霸主的地位，这是西方世界普遍认为和高度认同的所谓铁铮铮的历史规律。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后，全球化时代接踵而来，世界也开始进入了暗无天日的殖民主义时代，国弱必衰、国强必霸的历史开始在全球“隆重上演”。从恶贯满盈的西方近现代历史来看，英国、法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曾通过殖民掠夺和原始资本积累，走的都是“国强必霸”的路子，英国的殖民扩张曾达到极限和顶峰，被称为“日不落帝国”。随着两次工业革命的结束，面对参差不齐的资本主义发展格局，帝国主义国家掀起新一轮瓜分世界市场的狂潮，并引发了惨绝人寰、涂炭生灵的世界大战。二战以后，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强势输出和强行推广所谓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博爱”等价值理念。美国依靠史无前例的工业实力、绝尘于世的金融实力和独一无二的军事实力，将自己的触角张牙舞爪地伸到世界各个角落，组建同盟、渗透入侵、购买属地、颠覆异己、封锁遏制、种族胁迫、干涉内政、扶植傀儡、打压弱小，不断漠视和践踏国际公约和道义规范的底线，在逆历史潮流中实现了自身势力的扩张和地位的巩固。在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西方发达国家眼里，似乎这一切的发生都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他们也会理所当然的认为，如果其他国家强大之后，必然也会像其一样努力争雄、选择争霸。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处心积虑地试图阻挠和中断其他国家的发展对其带来的冲击，甚至连正常的公平和合理竞争都表现出愤愤不平和难以接受的异常样态。他们不断利用自己掌握的国际主导权、话语权和控制权，制造各种以己度人、匡正祛邪、似是而非的论调，对这些快速发展和迅速崛起的国家发起了“欲除之而后快”的猛烈舆论攻势，大肆渲染和尽情描绘其可能带来的各种威胁性挑战及颠覆性后果，其最终意图就是借此激发起国际社会对这些国家的处处警觉、时刻提防和随时担忧，从而与之共同对这些国家进行围追堵截，进而维护自己多年的利益格局和霸主地位。基于以上历史事实和逻辑推断，许多西方学者想当然地认为，没有哪个国家强大之后不会选择争夺霸权，中国概莫能外。他们以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逻辑来圈定中国式现代化也会重蹈覆辙走帝国主义的霸权老路，“国强必霸论”最终引发了“中国威胁论”。
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上各种渲染中国威胁和中国争霸的论调就从未停止过。中国共产党在筚路蓝缕的百年历史进程中独立自主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走出了那种认为除了西方现代化道路就别无他选的“路径依赖”窠臼，以客观事实彻底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化”的理论桎梏，向全世界宣告通往现代化并非只有“西方霸权一条路”。为此，西方国家不但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异类”，而且对中国崛起的现状诚惶诚恐、坐立不安，始终认为中国的强大必然会争夺世界霸主地位。“‘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与生俱来的权利来选择属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绘就属于自己的现代化蓝图，书写属于自己的现代化文明，收获属于自己的现代化成果。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毫无原则地模仿他人、依附他人和妥协他人，更不可能拿国家和民族的核心利益当筹码做交易，必须走自主发展、自信可为和自力更生之路。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崇尚和谐的民族，深谙西方国强必霸、霸极必衰、衰极必乱以及好战必亡、忘战必危、恋战必败的历史辩证法，弘扬亲仁善邻、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合共生、协和万邦的中华文明基本精神和重要精髓。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认同“国强必霸”“霸而无道”“霸而有理”的资本主义逻辑，成功开辟了一条“强而不霸”“强而共存”“强而互进”的全新大国复兴之路，这对全球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这以强有力的现实告诉全世界，中国既没有与人类文明完全脱钩、彻底决绝，又没有千篇一律、唯命是从；既选择融入国际社会，又没有落入“西方圈套”、滑向“西方轨道”、深陷“西方泥沼”；既吸收人类社会一切值得借鉴的优秀文明成果，又没有失去自身本应有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恩格斯曾指出：“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他国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因而中国从来不是国际秩序的滋事者、挑战者和破坏者，也不是全球治理体系的冷场者、旁观者和局外者，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积极建设者、全球发展的重要贡献者、人类进步的主要参与者、国际秩序的有益维护者。总而言之，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凯歌前行，形形色色的所谓“中国威胁论”“文明冲突论”“国强必霸论”“中国崩溃论”等主观臆测、不经之谈、滑稽之论最终都无一例外地走向破产，因为他们不但忽视了“条条大路通罗马”的人类文明基因，也低估了中国拥有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结合起来的全球视野、国际抱负、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构成了波澜壮阔的“文明图谱”，造就了并行不悖的“文明格局”，书写了激荡人心的“文明华章”，“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每一代人的活动都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始终认为并坚持“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永远都不会走西方“国强必霸”的旧式现代化道路，而是以“文明共存”超越“中国威胁论”，以“文明共存”打破“国强必霸论”，在“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中共谋、共护和共享人类和平，这就“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格局、大情怀、大境界、大担当”。一言以蔽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文明共存”之实彻底破解了“国强必霸论”之虚，全面超越了“零和博弈”和“异质冲突”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国强必霸论”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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